更新时间:2026-02-01

期末考试的卷子,终于批完了。
一个分数敲进电脑,我盯着屏幕上自动跳出的那个班级平均分,怔了好一会儿。76.6。鼠标滚轮上下滑动,页面上的数字起起伏伏,那几个不及格的分数,还有那一大片集中在七十多分的成绩,像一块块小小的、坚硬的石头,硌在眼睛里。
办公室的空调呼呼地吹着,我却觉得有点闷。窗外是暑假前特有的那种躁动的安静,孩子们考完试,全都撒欢去了,校园里空荡荡的。我的办公桌上,还摊着复习阶段用的那些提纲、试卷,上面用红笔写得密密麻麻,哪个知识点易错,哪个题型要加强,自以为准备得无比周全。
心里头那点残存的侥幸,像阳光下的肥皂泡,“啪”一下,没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失落、困惑,还有一丝压不住恼火的情绪。这火不知道冲谁发,大概是冲我自己吧。晚饭也没心思吃,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,看着天花板。脑子里一遍遍过电影:复习课我讲得不够清楚吗?作业抓得不够紧吗?好像都不是。
直到晚上八九点,肚子饿得咕咕叫,才爬起来弄了点吃的。吃东西的时候,情绪慢慢沉静下来,那个数字,和数字背后一个个孩子的面孔,却更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我想起考试前大概一周,在走廊里碰到叶老师。
叶老师是老教师了,带班很有自己的一套,成绩总是稳当当的。那天我大概跟他提了一句,说这次复习得挺累,但愿成绩能好看点。他听了,没像别人那样说“肯定没问题”,而是看了看我,问了三个问题。
“你在帮谁复习?”
“好学生还是学困生?”
“有效果吗?”
问得直白,甚至有点戳人。我当时心里正被“认真负责”的自我感觉充盈着,几乎是不假思索,带着点理直气壮回答他:“我很认真了啊!凡是听课、做了作业的,肯定没问题。那些作业都不做的,家里又不管,我能有什么办法?”
我记得叶老师当时没再多说,只是笑了笑,那笑容里的意味,我此刻躺在黑暗中,忽然全明白了。那不是赞同,是“你以后就知道了”。
现在,我真的知道了。
我打开电脑,又一次调出成绩单。这次不是看那个刺眼的平均分,而是一个一个名字,对应着他们的分数,往下看。
小宇,51.5。复习期间,他的作业本我催过三次,交上来还是空白大半。
小欣,60。她上课总是低着头,提问时声音像蚊子叫,我心想她大概懂了,只是胆小。
小航,61。一个挺聪明的男孩,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,作业拖拉是常态。
往下数,还有五个名字,他们的作业时交时不交,或者交上来字迹潦草、错误百出。他们的分数,无一例外,都在74分以下。而那几个我一直放心,觉得他们回家自己也会用功的“好学生”,果然,成绩依然不错。
视线在这些名字和分数之间来回移动,叶老师那三个问题,像三记钟声,在我心里撞响。
我以为的“复习”,是站在讲台上,把重点再讲一遍,把易错题再练一遍。我追求的是课堂环节的完整,是教学进度的推进。我对所有孩子说着一样的话,布置一样的任务,心里觉得这就是“公平”,就是“一视同仁”。
可我忽略了,对于那部分孩子来说,课堂上的统一讲解,如同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,影影绰绰,根本看不清。他们需要的,不是我把知识再“广播”一次,而是需要我走到他们身边,蹲下来,指着那个具体卡住他们的地方,用他们能听懂的话,再说一遍。他们缺的不是学习的总量,而是能把那些散落的知识点粘合起来的“胶水”。
我的“一视同仁”,实际上是一种懒惰。是对教学里最艰难、最需要耐心那一部分的回避。我把力气平均洒了出去,结果好学生觉得是重复,学困生根本没接住。这场雨,看着下得挺大,真正渗进干涸土地里的,没几滴。
想通了这一点,那个难看的平均分,忽然不再是一个仅仅让我丢脸、生气的数字了。它变成了一份清晰的诊断书,直指我教学中的“病灶”。
复习,究竟是为了什么?
是为了把知识点过完,完成一个教学仪式?还是为了让那些还没跟上的孩子,有机会抓住老师的衣角,再往前走几步?
显然是后者。对于已经走在前面甚至跑起来的孩子,复习是巩固,是梳理。而对于还在后面吃力追赶的孩子,复习可能是最后的“补给站”,甚至是唯一的“希望时间”。如果在这个时候,老师依然只是望着前方的大部队,用统一的口令催促,那么掉队的孩子,就真的再也追不上了。
我所谓的“他们家里不管,我也没办法”,现在想来,更像是一种责任的开脱。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客观存在的困境,但这不正是学校、正是老师存在的意义之一吗?如果所有孩子在家都能被管得好好的,都能自觉学习,那我们的专业性又体现在哪里呢?正是在孩子遇到困难、家庭支持不足的时候,我们的引导和帮助才显得尤为关键。
我把“家长不管”当成了终点,却忘了,我的工作,恰恰是从这个“终点”之后才开始攻坚的。
那次“冷水”和随之而来的失败,对我来说,是一次珍贵的“断裂”。它打断了我凭借惯性向前的教学节奏,逼着我停下来,回头看。
新的学期,再面对复习课时,我的做法改变了很多。
我不再追求把所有题目讲完。我会花更多的时间,去识别那几个“关键学生”。课间,放学后,那十几分钟的时间,变得格外宝贵。我不再是笼统地问“懂了吗”,而是拿着他们的作业本,指着具体的错误:“这一步怎么想的?”“这个公式用在这里,你觉得合适吗?”
过程很慢,有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要反复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两三遍。你会看到他们眼睛里先是困惑,然后努力理解,最后闪过一丝光亮。那丝光亮,比任何漂亮的平均分都让我激动。
我也不再只是单方面输出。我会让他们说给我听,哪怕结结巴巴,哪怕逻辑混乱。说出来的过程,就是整理和思考的过程。对于作业常年拖拉的那几个,我和他们有了小小的“契约”:不要求你全部做完,但每天我们约定好三道题,你必须完成,我第二天肯定当面批改。
效果是缓慢显现的。他们的作业本上,红色叉叉依然有,但慢慢少了。课堂上,偶尔也能看到他们犹豫地举起手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看我的眼神变了,不再是躲闪和害怕,而是一种“我知道老师会管我”的安定。
后来的考试,平均分依然不是最拔尖的,但那个分数我拿得心安。因为我看到,那几个曾经在及格线挣扎的名字,终于稳稳地爬了上来。班级成绩的“尾巴”,短了一截,也粗壮了一截。
教育里,有很多宏大又正确的词,“有教无类”,“因材施教”。但这些东西,要落到每一天琐碎的工作里,落到每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,需要的是教师心底最细微的觉察和最执着的耐性。
“一视同仁”很容易,它是一种省力的公平。而真正的“因材施教”,却要求我们看到差异,承认差异,并为了弥补这些差异,付出不成比例的、额外的努力。
叶老师泼的那盆冷水,浇灭了我当时盲目的自信,却也浇醒了我。它让我明白,教师的用力,不是均匀喷洒的甘霖,而应该是一束精准的光,去照亮那些最需要被照亮的角落。
那张写着76.6分的成绩单,我一直留着。它不再是我的尴尬,而是我的一个起点。它时时提醒我,在我的教室里,有四十多个迥异的世界。我的责任,不是把他们塑造成同一个样子,而是陪着每一个独特的他,找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、哪怕走得慢一点却足够踏实的前行之路。
这条路,我会继续摸索着走下去。带着那盆冷水给予我的清醒。